基于文献计量视角的我国农村体育研究动态热点(4)

3.3 基于现状及问题—策略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研究

现阶段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政府和农民。政府充当规则制定者角色，但是学者普遍指出投入与产出效率不成比例的事实，也就是服务效率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农民是需求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参与积极性不足甚至参与度不容乐观严重阻碍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进一步实施。孙宏建（2006）对若干省份实地调研，发现创新之路必然推动农民健身工程，“政府领导和农民参与”是焦点[23]。许月云（2007）探寻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带来的社会效应分析，同时指出提高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发展的策略研究[24]。邰崇禧（2008）分析了“重形式、重表面”的现象比较严重，利用率偏低和体育服务未得到改善[25]。李玉新（2009）认为“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内涵在于提升政府的支持意愿、调动其他主体的参与性和完善村民自治工作[26]。张传义（2010）总结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可以提高农民身体素质、增强农民生活幸福指数，为健全农村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27]。蒋科（2013）提出大学生社会实践参与农民健身工程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效益[28]。李德芹（2015）建议构建保障体系和财政补偿体系应对当前亟需解决的难题[29]。郇昌店（2015）发现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运行过程中有5种逻辑冲突，并提出“强化需求机制、鼓励转移支付、取消地方政府资金配套要求”[30]。舒为平（2017）对理论梳理，确立我国农村居民全民健身需求的指标体系，旨在构建运行机制解决实际困境[31]。

4 农村体育研究趋势

图7 关键词时间序列分析图

通过运用VOSviewer可视化软件对关键词进行时间序列的分布排列，可得到图7所示的分析图，关键词节点与图例的颜色相对应：从1992年到2018年颜色由深色逐渐过渡到浅色，说明该领域学者的研究趋势具备可观测性和可获得性。

4.1 研究内容的深入化：既要向前时代延伸，同时兼顾向后拓深

卢元镇（2004）率先在著作中对“农村体育”概念按照参与主体、目的、属种关系的结构进行阐释[32]，夏成前（2013）对农村体育的外延，即从行为主体、参加社会成员、体育形式开展等方面做了详细说明[33]。后续研究者参考相关概念深入探索：率先着眼于农村体育文化、农民体育、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等宏观层面；接着深入发展制约因素、政策推进路径及行为现状研究的中观层面。近年来，伴随着农村体育政策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体育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话题，舒刚民（2017）认为农村体育资源配置服从政府公共治理、乡村基层治理、农民民主自治[34]。赵吉峰（2011）提出农村体育资源的复合配置机制应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同步调整其适应的状态，在保有适应发展需要的前提下积极进行变革与创新[35]。研究内容通常会伴随着技术专业化程度加深而深入，同时为人们进行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相对于“农村体育”这个领域，概念的内涵是受到学界普遍认同的，而颁布实施新的政策可以为农村体育提供更广泛的外延，无论是政策实施带来的正外部性还是取得的社会效用，都是对农村体育研究内容的深一步挖掘。也就是说，研究基于前人学者的观点进行理论框架的构建，同时结合当下前沿情况的特殊性，为前人学者的理论丰满羽翼，赋予现阶段的现实价值。

4.2 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从“定性研究”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

图8 定量与定性研究对比

从“农村体育”为主题摘选的论文情况来看，研究初期大多以定性的原则对现实问题进行描述性阐释，进而采取相应的策略，虽然这是人文社科类学科的研究特色所在，但是缺乏定量的数据检验，深度解析产生现实问题的背后机理，研究结果强调客观性和可重复性，不会因人而异，因此在排除干扰型随机项后不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图8）。通过研读近几年的文献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定性描述和定量检验相结合已成为该研究的一大趋势，使用定性研究来发现影响研究变量的因素，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来构思定量研究以评价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用户偏好。同时，可通过定性研究来建立趋势，然后用定量研究加以验证：董新光（2007）提出设计原则、构建理论模型和目标模式，运用定性到定量的实践形式，最终形成农村体育评价指标体系[36]。王睿（2015）构建了符合农村居民特点的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用于实时监测体育公共服务建设质量与效果与财政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益[37]。曾志坚（2011）在构建农村体育与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并对湖南省农村体育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38]。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 网址: http://www.zxdtzzs.cn/qikandaodu/2021/0728/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