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吉姆的文本生产(2)

三、一般意识形态

一般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为区别作者意识形态和美学意识形态而临时创造的一个概念。在伊格尔顿看来，这个概念与“话语权”关系密切。他解释说：“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主要是由不同价值观、信仰而形成的一个体系，它形成于一定的物质机制当中，与物质生产结构密切相关。”与下文提到的作者意识形态和美学意识形态相比，指的是“整体宏观上的意识形态”[1]54。

伊格尔顿一般意识形态的理论对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批评文学很有帮助。这一理论的介入把文学拉到了社会这个大环境下，从而对文学作品可以有一个更为宽泛的理解。战后英国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衰落，文化生活也经历了一个渐渐蜕变的痛苦过程，控制着人们一般意识形态的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改变。战后英国一般意识形态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因素。首先，是一些机构的介入，机构是“一些主宰人们文化生活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松散组织的总和”。“1946年9月29日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三频道这一非官方机构的成立极大地加强了文化生活机构化的趋势。”[1]33很多文化因素都被迫走机构化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有些作者被机构化，而有些作者在努力不被机构化。很多作家关注的是自己的经济收入和社会责任，无法全身心投入创作中，所以那一时期的文学很糟糕。比如，E.M.福斯特就供职于当时被称为官僚主义机构的英国广播公司。不管是新作家还是老作家，都不想因自己的作品而遭到非议。问题是英国广播公司给作家的薪金很低，然而更严重的还是作家们供职于这样的机构而带来的影响.普里切特的评价一针见血：“今天的小说家、诗人、传记家都渐渐演变成了广播者、电影脚本作家、出版商和各种层次的记者，他们开始做这些职业时往往借口说以便有时间创作下一本书，但均以无暇再创作而终。他们写不起书，他们并不是艺术领域的失败者，相反他们有杰出的才能。当他们抱怨时，至少能说，比那些根本无法出版自己作品的年轻人幸运，也比那些自始至终都供职于BBC和COI等官僚机构的人幸运。”[2]

如上所述，很多有才能的作家被一些机构渐渐同化甚至控制，因此有些作家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还有一些因受控于这些机构而丧失了激情。因此，战后尽管存在一些杰出的作家，却很难创作出杰出的作品。由于机构专权，那个时期的一般意识形态是整体保守，这些典型的机构并未推进公共意识形态的形成。相反，却在解放作家的创作意愿方面唯唯诺诺。BBC第三频道“激烈讨论了时事、宗教和社会学”，以期奠定一般意识形态的基石，而结果却发现听众少得可怜。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作家——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代言人不能表达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根据伊格尔顿对一般意识形态的定义，很明显这些代言人失去了他们的“话语权”。由于机构直接或间接的压制，他们不得不压制他们的价值观和信念。代表作家乔治·奥威尔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理论上的敌人，即极权主义的辩护者，另一方面是直接敌人，即垄断机构。任何一个想保持自己思想完整的作家和记者发现自己虽未受到明显压制，但最后都无法避免地卷入这种社会潮流中，渐渐被扭曲，形成这种潮流的力量首先源于几个财团对出版社、广播、电影的集中控制，其次是民众没有购书意愿，因此，几乎所有作家为了生存不得不做一些苦工。”[1]37—38

上述言论描述了大多数作家的尴尬处境，这种处境影响了那一时期的一般意识形态，有些作家的处境甚至令人窒息，有些无法在相应机构找到职位的作家的情况更加严酷。除此之外，出版发行方面的困难也不容忽视。

另外一个形成战后英国一般意识形态的关键因素即为大学的普及。1939年以前的大学是“自由竞争”，在这种制度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遥遥领先。战后英国大大加强了对大学的关注。1944年，颁发了布特教育法案，以增强大学的影响力。然而很多学生却因未接受宗教教育而导致信仰危机，继而引发道德危机，在大学里发起了很多反对学术保守的抗议且取得了成效。学生不满足自己的现状，并迫切想改变自己的现状，他们的反抗精神无疑是由战后英国的整体环境决定的。

总之，以上两种因素促进了战后英国一般意识形态的形成，作家因受制于一些机构和自身经济的尴尬处境，很难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创作文学作品。渐渐普及的大学生这一新阶层由于经济政治的特定处境也出现精神迷惘的现象，他们反对很多领域里的原有制度，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建立基于自己意愿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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