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吉姆的文本生产(3)

四、作者意识形态

伊格尔顿说：“作者意识形态指作者被置于一般意识形态这一符号秩序的特有方式，这一置入是由作家的出身、性别、宗教信仰、阶级、民族、时代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作者意识形态是一般意识形态在个人身上的独特体现。”[1]58因此，很多因素影响作者意识形态，它与社会一般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二者可能相互一致，但也可能相互冲突，对作者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一般意识形态，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小说。

伊格尔顿还说：“文本意识形态并不是作者意识形态的表达：它是一般意识形态下美学机制作用于作者而相互融合的结果。”[1]59这也是作者创作文学文本的方式。

很多评论家说《幸运的吉姆》中的吉姆与艾米斯本身很相似。吉姆是地方大学的一个讲师，小说中很多细节描写都可以在艾米斯身上找到根源。艾米斯在1946年遇到他的朋友菲利普·拉金之后，对大学生活产生了兴趣。他新发现了一个极具潜力的领域：“教授和讲师们坐着，站着，说着，笑着，读着，进进出出，喝着咖啡。”他认为“某人应该像这样做”，他还写到：“大学里的人，地方。可能执着于文化。破碎的文化。有些家伙不适应。像是反文化。非大学。非剑桥牛津。啤酒。美女。不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上司的麻烦。既定的琐事。灾难。”[3]从艾米斯所写的片段我们看出在《幸运的吉姆》中涉及的方方面面。根据伊格尔顿的理论，作者在创作时，作者意识形态会很自然地介入。它与一般意识形态和美学意识形态交替互应。《幸运的吉姆》被称为无产阶级小说，这也与艾米斯的家庭背景相吻合，他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此外，他在大学里做讲师，与吉姆的处境相似。

小说中吉姆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矛盾体。吉姆表面上有份体面的工作，对人彬彬有礼，内心却充满憎恶，通过不为人知的鬼脸和恶作剧发泄自己的不满。而小说的结局是经历了一系列尴尬的处境之后，获得了新的事业和爱情，沮丧愤怒之情也渐渐弱化，最后甚至完全消失。而吉姆的这些经历和精神转变在艾米斯身上都有体现。艾米斯通过写作获得了名誉，之后他的思想从传统渐渐变为保守。正是因为作者意识形态的介入，他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些评论家声称他创作不出真正愤怒的青年，他缺乏勇气。与小说主人公吉姆一样，艾米斯在获得他想要的名利之后就不再那么愤怒了。吉姆和艾米斯最后都融入了英国那个原有制度。《幸运的吉姆》出版于1954年，然后被译成9种语言，随后又被改编为电影，赢得了很多奖项。小说的成功给艾米斯带去了名望，此后艾米斯对原有制度的批判渐渐缓和，艾米斯去了牛津，后来又任教于剑桥。他既富有又有地位，他为英国权威文化代言，政治上的态度也开始摇摆，随着年龄的增长，艾米斯越来越趋于保守。他发现自己已经与原本认为是敌人的那群人为伍，后来他公开支持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不知不觉中披上了统治阶级的外套，全然忘却了自己最初“愤怒的青年”的角色。

总之，在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职业和精神状态方面，吉姆和小说的作者艾米斯都惊人的相似。小说的主旨与艾米斯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相似性，不管是作者还是小说主人公都是当时社会背景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内部冲突、战后教育政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疯狂掠夺和阶级冲突等所有的因素都推动了文本的产生。而吉姆和艾米斯的愤怒都不是真正的愤怒，他们有自己的局限性。随着社会地位的转变，愤怒之情也渐渐消失。当然，文学作品不能完全反映作者的意识形态，但他们的密切关系不可避免。

五、审美意识形态

审美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带有原创性的概念，其1990年出版的《审美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视角对美学这种关于审美的科学进行了历史与逻辑的剖析，昭显了美学科学的意识形态本性、审美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美学与世俗物质世界无法割舍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伊格尔顿看来，审美意识形态尽管受制于一般意识形态，但也是最具革命空隙的场域。他说：“它的内部结构相当复杂，包含很多因素：文学理论、批评实践、文学传统、文体、规则、修辞和话语权。审美意识形态也称为美学的意识形态，表示特定社会形态形成中所介入的美学功能、意义以及价值观，也是一般意识形态中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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