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科技带来记忆哲学新发展

从古希腊时期算起，记忆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早已开始，在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洛克、休谟、柏格森、斯蒂格勒等哲学家那里，都呈现出对记忆的关注。不过，记忆哲学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独立研究论域的学科则肇始于21世纪。比如，贝内克（Sven Bernecker）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出版了《记忆的形而上学》和《记忆：哲学研究》两部著作；2017年，罗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Press）出版了《罗德里奇记忆哲学手册》等。但无论如何，关于记忆的界定、记忆的本质、记忆的形而上学、记忆与心灵、记忆与真、记忆与伦理道德等，一直是对记忆进行哲学剖析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这些领域也构成了记忆哲学的研究框架。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一书中写道：“技术始终寄生于真正的谟涅摩辛涅，九缪斯之母和灵感之活泉。”在这里，德里达道出了古希腊的记忆女神——谟涅摩辛涅（Mnemosyne）与技术之间的某种关联。事实上，回顾胡塞尔、利科等人关于记忆的研究，不难发现科学技术的影子。近年来，神经科学、心理学、生物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发展，在对记忆运作机制进行解码的同时，一方面为记忆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记忆哲学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随着数据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数据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基质，“数据主义”“万物皆数”“数据永生”等凸显数据科技强大效力的词汇悄然而至，延展记忆、外部记忆、记忆工业化、第三记忆等与记忆相关的词汇也逐渐进入哲学领域。那么，在新的数据科技背景下，记忆哲学问题是否有了新的动态？这里对此进行进一步探究。

数据：记忆的寓居

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将记忆分为从属于个人的与社会共有的两种。在“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下，社会记忆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为人类记忆注入了生命”。并且，相对于“第二次浪潮文明在扩充社会记忆的同时也冻结了记忆”，“第三次浪潮”则能让社会记忆起死回生，并“因计算机技术而变得既丰富又有活力”。除大脑外，记忆的存在场域还包括固化的载体。在托夫勒的理论体系中，“第三次浪潮”实现了对固化载体的激活。易言之，如果说神话、文字、图片、档案馆、报纸等载体形式将记忆进行了静态留存，即记忆以静态的形式寄居其中，那么，“第三次浪潮”使记忆的留存形态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当前，数据科学与技术具有的功能与产生的影响，比20世纪80年代的计算机技术更强大、更广泛、更深远。就记忆而言，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用“记忆的工业化”，即“滞留有限性的工业综合”，形象地展现了技术对记忆的影响。数据科学与技术不仅能够以数据存储的形式将记忆进行留存，还能够开启一种真正的自动记忆行为。此时，无论人类是否开启自身的主动记忆，对人类的记忆已经可以开始。此时，记忆与记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等同的，比如微软公司的 “我的数字生活”（MyLifeBits）项目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数据科学与技术不仅可以记录人类的一切，还可以构建数据自然界。这种数据自然界与人类传统的生存空间一样，也可以是记忆的存在场所。例如，当我们打开电脑、手机时，与打开自己的日记本一样，满屏的记忆会随之涌现。电脑、手机与日记本都是记忆的载体，都是记忆的外化。但是，电脑、手机等与日记本又存在一些重要差异。数据的智能化、网络化、云端存储等特点，可以推进记忆的全面化与永久化，并可以形成一种新兴的“数据化生存方式”与“睹物思人模式”。可视化领域专家费尔顿（Nicholas Felton）从2000年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数据，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报告。费尔顿在他父亲去世时，借助数据科学与技术展示出父亲的一生，以此表达对父亲的纪念。可见，数据已成为记忆存在的一个场域。

不过，数据作为记忆存在的一个场域，并非仅为记忆外化或记忆延伸。数据自身的创构性，使其可以营造记忆寓居之场，并将记忆裹挟在数据之中。进一步说，数据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将使数据对人类记忆的外化走向人类记忆的内化。事实上，这种内化构成了对记忆的本体论冲击。这种冲击既包括记忆的构成形态，也包括记忆的构成场域。所谓构成形态，是指数据是记忆构成的一种样式。所谓构成场域，是指数据自然界。与此同时，与这种本体论冲击相伴而至的是数据的真实性与记忆的真实性问题。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 网址: http://www.zxdtzzs.cn/zonghexinwen/2020/1109/3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