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人社交圈里的茶器哲学(2)

明代后期的杭州茶人和学者许次纾，因为身患残疾，所以科举不第，最终选择按照自己的志趣生活，他走遍浙地闽地更有其他地方，以便悉心考察茶事，清代人说这个人“跛而能文，好蓄奇石，好品泉，又好客，性不善饮”。当然，许次纾为后人所知是他著成系统的茶书名《茶疏》，大约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在这本著作里，他系统总结了晚明对茶器选择的基本方向：茶瓯，过去的人喜欢建窑的兔毫盏，但之所以选择这类盏，主要是适宜斗茶；而在晚明，茶瓯当然是纯白瓷器为妙，小的更为珍贵，定窑也可以只是不容易得到。至于茶壶，许次纾则认为银壶很好，其次是锡壶，内外涂过釉的瓷壶也还可以。在他看来，紫砂壶也是很好的选项，并且肯定了当时供春壶与大彬壶一壶难求的供求状况，但许次纾也评论说，这些紫砂壶经由匠人随手制作，极尽精致的工艺，但烧成很不容易，因为火候稍稍过头，就容易烧坏，所以紫砂壶比之前几种壶都要珍贵。问题是选择好的紫砂壶，颇为不易。许次纾补充道，砂壶不能只是用来把玩，还必须保持茶水的味道，并且成器上不能太过于土气。

苏州人文震亨觉得时大彬的壶太小，他可能不知道时大彬过去是做大壶的，后来才逐渐转路子开始做小壶。时大彬的转折和他与松江文人圈子的交游有关，主要人物当然是董其昌和陈继儒，晚董其昌一辈的山东人、同时也是明天启壬戌(1622年)进士的冯可宾，在清初曾听过同僚讲前朝董其昌如何如何精于茶道，并且喜欢用小壶喝茶，冯可宾后来在其《茶笺》里总结这方面的门道，说晚明的文人普遍和董其昌一样，相信壶贵在小，因为小壶有几个优点，其一是最大程度不失茶香，你冲泡了然后倒杯子里，几个人喝完，时间恰恰正好，因为太久了茶就容易变味；其二是喝茶这种事情，还是人少一点为好，一个人可以喝，小壶足够，三两个人也最好，喝喝茶聊聊天，小壶也胜任，但人太多，喝茶就失去了清幽的味道，茶室一旦喧哗就不好了。持相同意见的，还有董其昌的好友陈继儒，野史上说，陈继儒与时大彬关系很好，经常写书信给他，不知道是不是陈继儒的影响，总之，松江文人圈子开始说服时大彬从大壶转而制作小壶，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

如果把茶器看成是茶空间的一个部分，既然提到了董其昌与陈继儒，那么就不得不提到晚明画家丁云鹏，丁是安徽休宁人，可说是一位成功的职业画家，丁云鹏和董、陈二人关系极好，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茶画，这个人尤其喜欢以唐代茶人卢仝为茶画主角，虽然是这样，但是他绘画里处处可见的仍然还是晚明文人喝茶时的格局。例如在一幅烹茶图里，卢仝坐在锦花席布上，周围摆放了很多白瓷小杯，偶可见几个髹漆的杯托，而在另一幅画里，卢仝面前则摆上了一把朱泥小壶，旁边还有一位老妪帮助煮水为其冲泡，有时这样的绘画还会佐以焚香、瓶花与赏画，这些方式都是典型明人喝茶的习惯，与卢仝所处的唐代毫无关系，这样的绘画在明代当然屡见不鲜，例如在唐寅甚或丁云鹏同时代的陈洪绶那里，也常能见到以古人为主角而背景习俗却是明人风物的做法。与陈洪绶相好的，有位儒生叫陈子壮，字集生，号秋涛，曾在天启年间因为忤逆阉党而削籍在家，在陈子壮闲居在家的时候，常带着名伎李小湾驾船出游，并且在船上饮茶终日，这位陈子壮喜欢收集丁云鹏的茶画，喝茶的时候据说就把那些茶画挂在船舫最显著的位置，一边赏画，模仿画中卢仝的风雅举止，一边悠游水上。

晚明儒生陈子壮喜欢用成化斗彩的那种白瓷杯喝茶，那种杯子平时既可以喝酒也可以饮茶，而且风雅异常。那个时代的文人圈基本都默认白瓷搭配紫砂壶是最好的选择，明人张岱发明他那个妙不可言的“兰雪茶”，虽然茶本身的香味是主打优势，但照他在《陶庵梦忆》里的说法，茶汤倾泻在白瓷里的那种视觉享受，也是不能错失的，同时这也是“兰雪茶”之所以有“兰雪”的主要原因，在素瓷的衬托下，“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明代文人流行一种“相宜相称”的美学思想，也就是日课审美，不仅是对单一的某种事物进行品赏，更是多种美物自然搭配的结果，就壶和杯子而言，一个壶几个杯子，是一种格局，同时壶的深色与杯的雅白，则是另一种对称。明末清初时期的苏州文人卫泳，在其形容东方女性之美的《悦容编》里，详细讨论了这种搭配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茶器的搭配与女子穿着打扮，是类似的事情，所谓装饰不可过头，却也不可或缺，淡妆与浓抹，分开了单独做得再好，都不如两者合乎美学的搭配，正如美丽的女子要是选择首饰，总应该一珠一翠一金一玉，疏疏散散才有趣，茶壶与杯子的搭配，也要同样契合美学的胜景，才会显出雅士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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