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人社交圈里的茶器哲学(3)

卫泳的这种观念，很可能又是从相较他更早的袁宏道那里取经得来的，或者再晚也可以从杭州名士高濂那里得到，高濂著有雅士必备生活百科全书《遵生八笺》，更早的散文家袁宏道则是性灵文学的倡导者，他同时也以擅长插花闻名于世。明人喝茶，相当重视茶室内瓶花的布置，如何把花与枝叶搭配的恰到好处，是一门美学功课，也和晚明文人在其他领域的审鉴一样息息相关，在高濂的笔下，插花的技巧就是错落有致，从形制到颜色，都要配合得当，而在袁宏道的观念里，茶具的选择与布局，与瓶花的安置都是类似的“合宜使器”，同样的观念又可见于文震亨在《长物志》里的列举，照文氏所说，花瓶在不同的季节要用不同材质，诸如春夏用铜，秋冬则选择用瓷，在空间上，大屋子当然要选择用大一些的，譬如一些青铜觚可能就不错，而在书斋则小一点为妙，至于花则宜于瘦巧，不能繁琐。相同的哲学，几乎也见于明人对待茶器的选择上，进而影响到明末紫砂壶的审美趋向。举例而言，时大彬晚期创制的提梁壶，其结构的明快，以及比例的恰到好处，很典型遵守了“合宜使器”的原则，首先提梁营造了一个留白的空间，因此需要折曲的壶流去平衡壶体的虚实对比，总体而言，时大彬选择了极简的壶面，去平衡壶把可能造成的过度纤巧，而在另一把龙带壶上，曲线的变化几乎是晚明习惯流行的筋纹装饰的变体，但明人也将其设计得更为简洁明快，这同样是繁琐与简洁在“合宜使器”上的恰当布局。

古人的审美观念，往往寓形于文思，所谓作文、作器本为一体。晚明文人接纳拙味甚重的紫砂器，从本质上与晚明流行的追求“拙”与“奇”密切相关。在散文家袁宏道看来，器之道蕴涵人格，追求什么样的器，与追求人之形格一样，都是值得细究的事情。在袁宏道一篇闻名于世的散文《拙效传》里，他讲述了家里四个仆人的故事，一个叫冬，一个叫东，一个叫戚，最后一个叫奎，这四个人各有各的性格，但相同点就是拙趣。袁宏道在一开头就说了为什么写这篇散文的原因，按他的说法，世上最擅长追逐和逃避的，应该是兔子了，但猎人们总能把兔子抓住，无论它跑得有多快，还有乌贼也总擅长用墨汁掩护自己，但墨汁反过来却招来渔夫，将其抓获，所以巧没什么用，而拙应该是人们值得追求的品质。袁宏道说他家里那四个笨拙的仆人，因为没有修饰，反倒有衣穿、有饭吃，而那些心计很多的仆人，虽然看着聪明却没有一个好下场。在另一篇他系给别人的信笺里，袁宏道称赞物的拙味，和人的拙是一样的，物虽精巧，但是看多了眼力总会容易疲惫，而那些看起来很素朴的器物，因为摆放和使用得当，反而能欣赏很久，终年也不会觉得腻味。时大彬与袁宏道差不多是同一年代的人，如果说大彬这样的匠人在作器时，参考了这些文人的审美趣味，应该是很合情合理的推测。另一方面，拙的趣味反过来又能生处趣味，不似一个美人装饰过于繁冗反而遮盖了自身的天真美态，在一把紫砂器上，素面素心的本体更容易然后让文人将他们的才情灌输在壶体上，为茶席增色，这恐怕是明人爱朴拙紫砂壶的一大原因，合宜使器的原则，让紫砂和瓷杯搭配成组，成为明人闲逸审美最醒目的一道风景。

那么，茶器的审美对于一个古代士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活跃于万历年间的学者、美学理论家焦竑，曾系统解读了明代末期流觞于士人阶层的审美文化。在焦竑看来，对茶器的审美究竟是茶器本身的问题，还是茶器作为人格化折射到人自身所产生的问题。焦竑梳理了从宋代到明代的审美观的演变，声称审美并非丧己而逐物的消极过程，而是借助赏物而达到宋人以物观己的境界。宋代苏轼在《超然台记》里主张：“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与晚明士人的审美趣味似乎不谋而合。绍兴人祁彪佳在老家修建园林，被朋友写信劝诫，说一个士人把大好时间浪费在造园这种时期上，可能会让圣人学说遭到损贬，祁彪佳回信告诉那位朋友，造园和儒生的理想绝不是冲突的，拥有自己喜欢的器物，与自己达济天下的志向，也没有矛盾。在对待茶器的趣味上，晚明士人一方面相信茶器作为饮茶过程的组成部分，意在营造一种室内山林的趣味，汲泉饮茶，可谓悠哉游哉、与世无争，另一方面，官绅士人在儒家和道家的两种不同意识变换中，不断重新解读茶器在审美中的功用。

诗人陈子龙在钱谦益那里喝茶，评论钱家的茶器如同宋人所说的烟云过眼，在那些人看来，茶器的美是可以独立于圣人学说而存在的，就像滥觞于晚明的供春或时大彬的紫砂器，在他们的时代就已经成为美学的标杆。这种标杆虽然和茶器本身的实用价值密切相关，但无论是供春还是时大彬，甚至更多的同时代匠人，都不可能脱离得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美学风尚。供春必然受到吴仕一家的审美影响，众所周知，作为吴家书僮，他有各种便利的条件欣赏吴家收藏的各种古玩字画，从而拥有自己一定高度的审美水准；而时大彬与松江文人圈子的交游，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半生的茗壶创作。器物的美，至少在阳明心学活跃的明末，是可以用来表达人的自由个性的。同时，美也可以净化心灵，即便对晚明士人而言，真正的大美必然属于天然的朴拙趣味，譬如文震亨就觉得最好的坐具不应该是工匠设计制作出来的，而是自然随取一个藤条或枯木，随形取用，远超匠人的巧思。因此像张岱那样的生活美学家，才觉得交朋友要选那种有怪癖的人，因为那充分说明，他们并未失去人之不加修饰的真趣，反过来，茶器的美在功能之外，也重在其由形到意的拙味，这也正是紫砂壶在初创期带给南方文人的原始印象。借古照今，晚明茶器的美学无论从功能性到艺术性，似乎都能给今人很多启发，在笔者看来，最根本即在于重塑文人阶层的闲逸趣味，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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