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献计量视角的我国农村体育研究动态热点(8)

图5 关键词偶联分析图

图6 关键词密度可视化分析图

3.1 基于制度层面下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研究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制度研究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均存在严重的“供求”关系不对等：设计未充分考虑地方性特质的需求，统一部署虽然在短期能够起到节约成本的便利，但是长期看来效果始终停留在规划层面，汪文奇（2014）发现制度贫困是制约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4]。王衍榛（2014）提出农村空巢老人公共体育服务组织保障的“多元互动模式”体系架构[5]。落地实施需要有群众参与、制度透明，当前最优的策略就是建立绩效考核体系，郑丽（2016）认为通过社会力量、结构改革、建立评价体系等能够提升能力与效率[6]。彭国华（2017）梳理政策历程，提出制度需政府指导、结合实际、和谐环境和政策权威[7]。王凯（2017）构建扁平化治理框架，通过顶层设计、管理模式迁移、完善制度和扁平治理[8]。颜小燕（2018）指出决策监督制度有缺陷，应提升民主参与度[9]。王驰（2018）发现“同质化”的理念较为普遍，给发展带来了弊端，未满足差异化服务需求[10]。胡庆山（2018）发现政府权力集中，基层治理主体的制度不完善[11]。鲁丽（2018）认为当前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质量与满足农民个性化需求间存在差异，主要是政策规则制定的问题[12]。陈洋（2018）发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长期不足会影响健康中国建设进程，政府应该加强对政策执行力度的关注[13]。

3.2 基于文化结构视野的农村体育文化研究

农村体育文化的建设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剖析文化涉及“制度、器物和精神”3个方面。制度是为了更好推进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基本保证，器物是为了满足进行体育参与者的外在需求，精神是为了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形成普遍接受并影响生活行为的最终目标。俞爱玲（2005）剖析农村体育文化面临的5大困境“需求差异、需求不足、真假体育、传统与现代、劳作与锻炼”[14]。刘玉（2008）指出发展模式应建立在尊重体育文化规律的基础之上，实现农村体育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15]。徐成立（2009）总结农村体育文化发展现状的“表面、浅层、中层、深层”4个层面并分别提出建设途径与路径方式[16]。谭震皖（2012）提出4方面进行文化构建，坚持绿色和整体发展理念[17]。姚磊（2012）建议以多元化、系统化的策略来提升形式、主体、客体和内容方面均存在不足[18]。曾伟（2017）指出藏区农村体育文化认知渠道不畅、政府应加强与民间组织合作[19]。林琳（2017）指出农村体育文化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20]。杨伟青（2017）认为新农村体育文化是多元化发展结构，因此必须建立“多元化”机制保证其呈健康态势发展[21]。吴胜涛（2017）阐述体育文化冲突，说明城镇化进程中农民体育文化转变的重要意义[22]。

3.3 基于现状及问题—策略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研究

现阶段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政府和农民。政府充当规则制定者角色，但是学者普遍指出投入与产出效率不成比例的事实，也就是服务效率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农民是需求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参与积极性不足甚至参与度不容乐观严重阻碍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进一步实施。孙宏建（2006）对若干省份实地调研，发现创新之路必然推动农民健身工程，“政府领导和农民参与”是焦点[23]。许月云（2007）探寻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带来的社会效应分析，同时指出提高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发展的策略研究[24]。邰崇禧（2008）分析了“重形式、重表面”的现象比较严重，利用率偏低和体育服务未得到改善[25]。李玉新（2009）认为“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内涵在于提升政府的支持意愿、调动其他主体的参与性和完善村民自治工作[26]。张传义（2010）总结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可以提高农民身体素质、增强农民生活幸福指数，为健全农村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27]。蒋科（2013）提出大学生社会实践参与农民健身工程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效益[28]。李德芹（2015）建议构建保障体系和财政补偿体系应对当前亟需解决的难题[29]。郇昌店（2015）发现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运行过程中有5种逻辑冲突，并提出“强化需求机制、鼓励转移支付、取消地方政府资金配套要求”[30]。舒为平（2017）对理论梳理，确立我国农村居民全民健身需求的指标体系，旨在构建运行机制解决实际困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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