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从海德格尔哲学观探究贝娄《洪堡的(2)

拒绝服从“常人”社会规则，洪堡这位追求精神自由的犹太艺术家被送进体制化的监管工具——精神病院。在那里他因大脑机能失常而被给予了“恰当”的治疗，医生给他实施脑白质切除术，权力以理性为借口对思维不循规蹈矩的人下手。这个荒诞无情的社会打压一切冒尖的东西，摧毁柔弱的个体。洪堡想以自己的一己之力反抗社会的不平等，但他无法与强大的社会环境和官僚制度相抗衡，他是世人眼中的偏执狂，只能以疯狂和死亡来进行反抗。死亡和疯狂被赋予了隽永的哲学含义，柏拉图著名的《斐德罗篇》中称疯狂与死亡都给我们提供了不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式的入口。〔12〕死亡和疯狂能够超越常人无法逾越的壁垒，接近真理。洪堡没有选择随波逐流，他毫无畏惧地实施自己的主张，寻求本己本真性，以肉体的死亡换来精神的解脱。死亡代表着一切痛苦的结束，洪堡朴素的死亡意识可被视为人生欲求无以满足时的一种解决途径。尽管是不够成熟乃至凄惨的，但死亡即自我救赎。

小说中没有一个明确的反犹主义者，而隐含在文化和历史中的歧视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批评家奥普代尔（Opdahl）认为，反犹主义者喜欢用好、坏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安排世界，犹太人被视为恶人，这样他们可以看见有形的恐惧。〔13〕贝娄借洪堡这一脆弱、敏感的文学精英将对犹太人的迫害表现了出来。洪堡看清了官僚的丑恶嘴脸和犹太人在美国社会被排挤的境遇，他勇往直前忠于自己的本真，拒绝改变自己的初衷。但相比较而言，西特林更圆滑、更世故，更懂得迂回曲折的变通。

西特林来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这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是洪堡的追随者，他视洪堡为文学偶像并拜倒在他的门下。洪堡对这位后生也相当提携，引领他进入了文坛，并助其谋得大学讲师的职位。但西特林违背了恩师的意愿，以其为原型创作名为《冯·特伦克》的剧作，并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剧作家。百老汇老板没有经过西特林的允许，擅自将剧本改编，西特林虽感觉到“罪恶和耻辱”，却选择任之发挥。为了混迹于日常世界，此在把自己最本己的可能性放在一边，投身与他人的共在中，用他人的尺度来衡量自我，以他人世界可能性来理解自我。从这点来说西特林与洪堡是截然不同的。西特林选择了沉沦来回避此在的本质属性，他选择与社会随波逐流、左右逢源，把学术看作物质资本以收敛钱财，在丰裕的物质中享受生活。他的社会面具（Social Mask）把他置于一个罗织着各种不同社会功能的网络结点中，他遵循社会规则却离内心的真正诉求越来越远。

西特林一次坐飞机归来，碰见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洪堡，却故意避而不见。从存在论看，他把授业恩师刻意回避成最不关己的存在，因为恩师已经逼近死亡，逃避恩师就是逃避死亡，逃避最本质的此在。他幼稚地认为只要绕道而行就可以避免重蹈洪堡的覆辙，但此在的向死而生性不因他的主观想法而有所改变。“向死存在是人的生存论存在论规定，它的日常性或者说沉沦并不能否定或消除这种规定……即使它对自己生存最极端的可能性——死亡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一心操劳世事，都不能改变这点。”〔11〕

洪堡和西特林的不同处事方式以及他们对于死亡的不同态度折射出本真与非本真的存在；一个直面死亡、忠于本己，一个回避死亡、混迹于日常。显然，回避死亡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在日常的认知中，人们往往把死亡排除在本质规定之外，采用的是要么活要么死的线性死亡观，将死亡视为“悬置于外”的终结。人们意识到人终会有一死，但只要不是我们自己现在死，那么死亡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将死亡视为现象性外部事件，交给“常人”去承担，以死亡的他性来庆幸与宽慰自己，这种回避死亡的方式具有诱惑力，“这种诱惑、镇静和疏离在海德格尔看来是表明了沉沦的存在方式”。〔11〕“海德格尔指出，我们日常相处所形成的公共观点将死亡‘认识’为一件不断发生的事，是‘死亡事件’。”〔11〕

二、经验他人死亡的可能性

“死”是此在的“尚未”，没有经历死亡，此在就无法达到完整，但是一经历死亡，此之在就不存在了，即人无法经历自己本真意义上的死，那些濒临死亡后又恢复的人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死，也就无从谈经历死亡了，因此，认识论意义上的死亡就此陷入困境。虽然人无法经历自己的死亡，却可以经验他人的死亡，特别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家人、亲戚或对自己影响巨大的朋友的死亡，震撼效果逼迫此在去直视死亡，“此在能够获得某种死亡经验，尤其是因为它本质上就共他人存在”。〔5〕在对死者的回忆中，此在与死亡之人一起在此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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