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

哲学和经济学是研究复杂统一社会有机体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学科，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破解和透析社会有机体及其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学则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深厚的基础，“历史之谜”的谜底往往蕴藏在经济学研究中，但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受到哲学研究水平的制约。阐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需要援引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传统，特别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奠基。

一、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传统

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之间相互关联、相伴而行。在经济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前，哲学作为一门智慧的学问，是包罗万象的人类全部知识总汇，即“科学之科学”，经济学思想从属于哲学并构成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经济学从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源自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其标志就是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后通过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人的发展与完善，逐渐形成了“古典经济学”。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化为两种形态：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通过两大发现即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另一种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等人，一方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关于以生产劳动费用来解释价值决定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将19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通过边际效用来解释价值决定的观点融合进来，故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派”，走向了纯粹数量化的经济学分析之途。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凯恩斯主义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其产生时候起，便与哲学共生互动、甚至共为一体。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是一位具有哲学伦理学思想的著名经济学家。斯密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其经济学理论一开始从道德哲学中分化而来，正如其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的声誉先于其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一样。无论是《道德情操论》中关于“同情心”“道德人”的假设，还是《国富论》中“利己心”“经济人”的假设，都是基于哲学对人性的透视，并深受其哲学好友休谟《人性论》的深刻影响，①认为人性论是一切科学的“首都和心脏”。斯密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想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即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交往其实都是出于“利己”考虑。而要想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仅仅依赖别人的恩惠、施舍或坑蒙拐骗是不行的。在这里，交易的通义是：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有利的打算。[1]正是从利己主义愿望和交换倾向这一“人类本性”出发，人们之间才产生了交换、分工、互通有无和互相交易。斯密盛赞分工和交换对于提升劳动生产力、提高人的技术和才能、促进社会繁荣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作用，并由此出发，勾画出一幅从经济人利己天性——分工交换倾向——经济自由主义——增进社会财富——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哲学画卷。在斯密那里，经济学、哲学、伦理学始终是浑然一体的。因此，要深刻理解斯密的经济学，就必须读懂他的哲学基础。

边沁作为斯密经济思想的承继者，其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对早期工业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维护私有财产的经济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中认为，伦理的根源是幸福，而幸福的基础在于经济。边沁从人的趋乐避苦、趋利避害这一天性出发，将个人利益即“自利”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人有两个最高主宰：痛苦和快乐。人无不以快乐作为生活目的和道德标准，凡是能求得或给人带来幸福的行为，就是道德的、善的，反之就是恶。边沁功利主义奉行的最高道德原则，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甚至将快乐和痛苦进行了细分和量化，认为快乐包括感觉引起的快乐、财富引起的快乐、权力引起的快乐等十几种，痛苦也包括感觉引起的痛苦、贫乏引起的痛苦和仇恨引起的痛苦等十几种。认为趋乐避苦求得最大快乐就是幸福，而快乐和幸福的基础在于利益。边沁由此贯通了伦理学和经济学的逻辑通道，把伦理置于经济基石之上。边沁还将这一套功利主义原则教导给弟子詹姆士·穆勒，穆勒又教导儿子约翰·穆勒，可以说，英国的经济学历来立足于边沁的功利主义基础之上。后来的马歇尔、凯恩斯等人，与边沁的人性观如出一辙，都把利己性普遍化为人类的不变本性，把个人追逐私利的竞争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以适应市场机制所营造的社会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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