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教育价值的文化想象与现实反思*(3)

其四，通过远离神性、涵括科学，德国的哲学在大学中逐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领地位。与上述变化相伴随，一方面，德国大学逐渐从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的地域性—忏悔性大学时期，经18世纪的现代大学兴起时期，进入了19世纪的科学探索主导时期，gFriedrich Paulsen,Th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Study, London：Longmans, Grean& Co., 1908, 世俗化特征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德国启动了由国家主义的思想观念和当政权威协同主宰大学变革的历史进程，逐渐从14至15世纪主要受经院哲学影响，16、17世纪受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影响，18世纪主要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到了柏林大学建立之后的19世纪主要根据德意志精神建立大学。h田培林：《教育与文化》下，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第567页。在上述两大变化中，因科学仍然寄居于哲学，并未从哲学中完全脱离和独立出来，当时的科学发展和大学变革都在哲学的名义下进行，因此在18—19世纪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哲学与科学并不能说是以平等、平行、彼此独立的方式共存。具体而言，在哲学作为“一切知识之总汇”的语境中，哲学传承其在古希腊时期以自然哲学形态展现出来的科学与哲学原始一体化传统，从宏观和总体上包含了各门具体科学。牛顿努力从自然科学的大厦中排除掉那些不必要的哲学成见，康德专门划定科学与形而上学（哲学）的区分框架，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尝试厘定科学与哲学的边界。在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的语境中，人们往往认为科学的最高水平、最高境界就是“技进乎艺”“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而臻乎形而上的哲学层次；与此相联系，欧洲人相信，接受科学教育所能获授的最高学位就是哲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Philosophy，简称 Ph.D.）。康德恰是从科学向哲学递进发展的典型案例。以1770年为界标，康德的一生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在前期，他主要研究自然科学，重点是数学、天文学和化学，发表了《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在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的问题的研究》（1754年）、《宇宙发展史概论》（1755年）等著作；在后期，他主要研究哲学，还涉及宗教学、逻辑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等著作。与自己的思想发展分前期、后期相对应，他的墓志铭写道：“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a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77页。

德国哲学在18—19世纪的历史表现，具体展示了在近代西方的大学（特别是欧洲的大学）中哲学的地位如此崇高的真实原因，揭示了哲学学部赢得崇高地位的实践逻辑：借助哲学热爱智慧的精神传统，借助哲学对知识广度的无限包含，对知识高度的终极追求，通过哲学学部为新兴学科提供成长的组织空间，彰显哲学及哲学学部鼓励知识创新、重视科学研究进而促进大学变革的历史价值。随着近代西方学术中心在这段历史时期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以柏林大学为代表，以“教学与研究相统一”“通过研究进行教学”等洪堡理念为指导原则的德国高等教育模式逐渐形成，并在西方大学发展史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而作为这一系列变化之原因的“哲学”赢得了令世界钦仰的崇高地位。这一切恰是国人对西方的哲学产生诸多文化想象的史学依据——尽管这些依据可能日益面临历史学家的解构，因为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认为，基于哲学的学术崛起，基于洪堡精神的柏林大学模式等，都有可能只是20世纪以来德国所构建的“神话”而已，而且这类“神话”意想不到地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德国大学前景的担忧。b张弢、何雪冰等：《洪堡神话的终结?——德国史学界对洪堡与德国现代大学史之关系的解构以及相关思考》，《德国研究》2018年第3期。

三、哲学教育价值的中国实践

在中国，哲学是什么？或者说，哲学在中国的状况如何？这是讨论、判断哲学在中国的境遇及功能时需要深思的关键性问题。从中国的文化史看，中国有丰厚的思想史，但并没有专门的“哲学”的历史；“哲学”的话语方式是典型的舶来品。1874年，日本启蒙家西周首先用汉文“哲学”翻译西方philosophy一词；晚清学者黄遵宪将这一表述介绍到中国之后，中国学术界逐渐接受并开始用它表述古今中外的哲学学说。c张腾霄：《新编简明哲学百科辞典》，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第1页。随着时代的变革，也由于从西方到中国的空间转移，中国在实然意义上的哲学，已经从西方的“热爱智慧”转变为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今中国的指导思想；对于西方哲学“爱智慧”等原初含义，特别是它作为“一切知识之总汇”“科学之科学”等内涵，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并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d《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1页。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哲学”的内涵已不再仅仅与智慧等空洞的词汇相关联，而是具备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内涵，并被赋予了启蒙、革命、解放等诸多实践功能。由于哲学本身的内涵的调整变化，与古代和近代的西方相比较，哲学在中国大学中发挥教育作用、产生社会影响的方式，至少出现了以下三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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