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教育价值的文化想象与现实反思*(5)

其次，哲学的繁荣与大学的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经变得非常松散。当哲学的知识价值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思维训练的价值遭遇挑战时，今日之哲学已经不再是昨日之哲学，中国的哲学已非西方之哲学，更不可与德国古典哲学时代的哲学进行直接比附。随着学科分化成为一种倍受鼓励的大学发展策略时，德国古典哲学时代的哲学学部已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在18到19世纪的德国，新兴的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化学、机械等，都只能十分侥幸地躲进由文法学部改造而成的哲学学部，除此之外不可能在大学中找到生存空间。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学科分化和整合f[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39页。不但成为常态，而且倍受鼓励，原本亟需哲学学部庇护的新兴学科，不但分化出了许多基层学术组织，甚至还分别建立了更大、更强的系科、学院乃至学部。在中国，学科分化和整合已成为学术资源分配、学术晋升、学术奖励的基础，且能够得到从政府到学术界的支持。这表明，无须借助德国传统的哲学学部的庇护就能顺利地促进学科的分化，促进大学从神圣性向世俗化转变，从单纯重视教学向兼顾教学和科研转变。不仅如此，基于学术GDP竞争和学术锦标赛的需要，更能促进科技创新的自然科学，更能获得科研经费的理工科，更能赢得世界性学术声誉的科学研究，已经不可阻挡地攫取了哲学曾经拥有的崇高地位；学术重心已经发生漂移，而且不可逆转。在此背景下，今日中国大学必须思考的问题，不应是“欧洲18、19世纪的大学曾大力发展哲学并成功成长为一流大学，因此中国今天的大学也应该设置哲学专业、发展哲学”，而应是，在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之后，应该如何促使哲学剥离庸俗化了的诸种功能，通过与科学的联姻，重新彰显其张扬智慧、变革大学、善治社会的价值。

再次，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经验，彰显西方哲学在中国之教育价值的研究方法论面临合理性拷问。亟待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在社会需求、学生就业等各个方面都“遇冷”的情况下，哲学仍被不少教育工作者热捧至神坛之上，甚至还被当作中国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利器、杠杆？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不能全部归为认识上的失误，但肯定不能忽视向西方学习和借鉴时方法论上的错误。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国际教育的比较和借鉴？国际教育的比较与借鉴，既要借助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以保证合规律性，还要借助价值立场的合理性以保证合目的性，而保证国际教育的比较与借鉴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基本要求，就是在“人—我”之间权衡好可比性，找准可比点。对于哲学之教育价值的判断，牵涉到多维度的比较：作为理想类型的哲学与教育实践中的哲学，历史中的哲学与现实中的哲学，西方的哲学与中国的哲学等。为了在多维度之间合理、科学地开展比较研究，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要注意协调全面性和片面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国际教育的比较与借鉴最忌道听途说、断章取义，最需防止的不良倾向就是以拿来主义之名，行文字功利主义之实。在研究别国教育制度时，不但要全面关注他者的教育制度，还要关注在教育制度之外且与它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文化和民族特征。德国18—19世纪哲学的强大教育价值，是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和民族发展期待紧密相关的；对于革命与战争时代的中国而言可能极富借鉴价值，但对于科教兴国、教育强国时代的中国而言借鉴价值有限。

二要注意平衡绝对性和相对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教育理念中，总会假定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存在着绝对、永恒的价值准则和实践法则，这是保证各国、各民族的教育可互相比较、彼此借鉴的前提；但在各国、各民族的教育实践中，则有一些应时而生、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具有相对性的因素，这是保证各国、各民族的教育多样性的前提。国际教育比较与借鉴，目的在于以各国、各民族的教育多样性，蕴含、佐证、彰显那些永恒、绝对的教育理念、精神、制度及价值追求；在此过程中，亟需防止把特定国家和民族的相对性因素（实践措施、变革经验等）等同为绝对性的法则。这意味着，哲学促进一流大学建设的案例实属18—19世纪德国的相对性因素，能否成为可供世界学习借鉴的永恒通则理应存疑。

三要注意处理好主体性与殖民化之间的矛盾关系。库森作为法国早期的教育借鉴者，为教育比较和借鉴工作确立了如下四个步骤：确定当地的问题；发现国外的解决方法；描述当地的先例；提出借鉴的建议。aBrewer,Victor Cousin as Comparative Educator,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1, p.50.这个形式极为简洁的国际教育比较借鉴的方法体系，确实体现了比较教育的精要。但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本国发展问题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借鉴对象，随着各国、各民族的多样性发展特征日益明显，反而需要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主体性作用，通过自主创新真正解决自身的问题；如果总是一味生硬地从国外寻找解决本国问题的办法，那么就是对库森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误用，反而陷入了“库森陷阱”——它的核心特征就是“从本国找问题、从外国找出路”，它的潜在危险则是丧失教育的主体性，走向殖民化和自我殖民化。在中国，这类情况在宏观和总体上表现为“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等激进主义教育变革建议，在微观和局部上表现为对西方教育的只言片语的盲目崇拜、直接照搬甚至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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