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的传播:人、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形上之思(2)

不过,我们不能将媒介的反作用抑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视为媒介具有了“神性”和“魔性”,认为媒介具有操纵、支配以及奴役人类的功能。正如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一样,有一种来自“大自然”的声音,“我并不需要人类,人类却离不开我。没错,你的未来由我决断……”④。其实,这里所传递的是破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调,希望人类选择善待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将大自然神性化。在人类早期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远古社会,人们不得已只能将仓颉造字神话化,表达他们对媒介的诞生敬字如神般的神秘感知。然而进入科学、理性的时代,再次将媒介文化神秘化,那就需要反思了。20世纪以来,“媒介中心论”日渐兴盛,部分论者认为对于媒介来说,人类是它的载体,出现了把媒介及其文化与它的人类载体区分开来的思潮,将人的精神世界及其产品视为“媒介”这个绝对理念的客观化。这一极端走向,带来的结果就是媒介文化的神秘主义。

因此,网络新媒体、4G技术以及已经到来的5G媒介环境,似乎使常人长出了顺风耳、千里眼,我们固然可以有震惊、神奇乃至奇观的体验,也需要像敬惜字纸一样尊重新媒体传递信息的规律及功效,但若将此媒介功能无限放大,以“媒介中心”构建人类的社会结构,无疑是对人与媒介关系的曲解。因为,“媒介毕竟是社会的媒介。媒介为社会中的人所运用”,真正“具有神性和魔性”的是人类。⑤在这一点上,我们尤其不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境地,因为通过对传播学历史的研究,可以看出,“所有当代的媒介和传播技术都看作是人类基本的、与生俱来的传播能力的延伸”,“现代媒介技术只是最新的技术形式而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未超越远古人类的传播技术形式中已经包括的各种类型的语音、手势、戏剧和社会仪式”⑥。而这些传播形式在不同时期都曾以“祛魅”的方式,发挥着传递真善美的“魅力”作用。

3.“人即媒介”说与传播角色论

人类活动及其文化生成本身就是一种传播现象,一直存在于某种媒介“场所”之中。我们无法离开符号以及信息的交流,来讨论人的社会活动和文化的创造发展。在媒介传承与创新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次媒介变革似乎都曾带给人类有关技术神话的体验与认知,但最终还是回归了以人的传播实践为本的媒介本质论。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始终注重通过创造和革新传播媒介储存体内外的记忆,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并具有反向适应和寻求互动的意识,制造自己的思想工具。观察、思索、阐释和了解各类符号系统,掌握丰富多样的传播模式,是人类公认的个体成为社会人乃至文化人有机组成部分的最重要途径,“更易获得传播技术”往往成为社会阶层差异的“最明显的指示器”⑦。故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⑧。除了实际功用,中西方学人都认识到包括语言在内的媒介是人际沟通的桥梁,对人类而言,媒介是治疗苦恼的医师,具有治愈灵魂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因此,那种仅仅将媒介视为外在于人的一种载体、渠道或工具的主张,并未能真正把握基于人与媒介相互联系下的以人的传播实践为本的媒介本质观。

人在创造、运用媒介的同时,始终与媒介处于共生状态,或是媒介的一部分,或直接扮演着媒介。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主张在道与人的互动中,“人”要有成为“弘道”媒介的自觉意识。于是,他构建了以“言传身教”为主要特色的传播观,“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⑨。作为媒介的人及其言传身教的传播方式极大地发挥了传播者威信暗示的作用。这在网络与社交化媒体占主导的新媒介环境下,有着积极的建设意义。人也是一种媒介,意在强调人作为媒介的地位与责任。

当然,作为媒介的人,即承传信息或言说的“人”,已非自然的个人,而是某种“角色”,是被“话语形构”所设定的“角色”。从传播过程而言,信息传递需要角色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期待,这个“角色”让说话者拥有了在某个问题上的发言权,同样也承担着相应的传播伦理责任。对受众来说,“角色”的发言及其言说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从组织传播的角度说,组织中每个成员都应担负着某个角色,且在实际传播中角色必须具体化。当然,这个角色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正式的角色,即责任、权利、义务此类通常被明确规定的角色,其传播信息的合法性表现为一种“正当的权威”,这也就是孔子所强调的“正名”思想。现如今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我们尤其要重视传统的“非正式的角色”。在多元化的社会舆论中,这个“角色”极可能产生如“公认权威”的传播效果。由此,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上,倡导以人的传播实践为本的传播理念,实质上就是要强化对“传播角色”的教育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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