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的传播:人、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形上之思(3)

二、媒介技术与文化:思想被赋以轻快特质的路径

技术性与文化性,是媒介的基本属性。媒介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实为技与道、形而下与形而上、实践与理论等传统命题的延续。媒介演变源自技术革新,从口语/文字时代、印刷时代、电子/网络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无不以技术创新为物质基础。比较来说,传统社会的技术革新及其媒介化和社会推广应用往往有着一个较长的时间差,故而能得到使用该技术的民族及其文化的长久浸润。或者说,传统媒介自身拥有一种文化生长的时间保证,故而,“技道并进”“技道合一”及“技近乎道”等成为中国古代关于媒介技术性与文化性相统一的共识。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一种技术发明和该技术的社会应用之间,抑或说技术媒介化的时间差越来越短,致使现代人普遍重视媒介的技术性而无暇顾及直至忽视其文化品质的塑造。

1.新技术革新背景下媒介文化建设的紧迫性

按媒介心理学的一般认识规律,新媒介起初总是不受传统媒介的欢迎。譬如文字发明后,虽然自三代始便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⑩的记事制度,滋养了儒家极重书籍传播的文化传统，但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即云:“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老子这种“不以书籍所传言语为重”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口语传播遮蔽文字传播的现象反映。如果说,孔子的“言能尽意”媒介观更多地体现出书面语的传播要求,那么老子、庄子等道家的“言不能尽意”说则主要承传了口语传播的文化脉络。

同样,在苏格拉底看来,那种书写可以让“人更加聪明,能改善他们的记忆力”的观点,只能是“头脑实在是太简单”的人的想法,因为文字会扼杀人的精神,在“灵魂中播下遗忘”,“装的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赝品”。与此相对的,那种如口头演说等“更加本原的”“活生生的话语”,远胜过“用墨水写下的东西”。当然,作为当时新媒介的文字在信息存储、异地传播及其“再现”功能上,毕竟拥有口语传播无法比拟的优势,故而成为反映人类文明肇始和文明承传的代表,至今仍被看成第一媒介的符号体系。不仅如此,文字符号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伴随着印刷术的推广应用,业已滋长成蕴藏人类文明的思考,具有自身文化特性的意识化符号系统。

与文字的媒介化及应用时间相比,近百余年如19世纪习惯于传统书本文化的人痛批各种平面媒体为“可憎激情的渣滓”,20世纪以来如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都曾有过被诅咒为“恶魔”的经历……但往往是这些新媒体自身的文化特性尚在构筑之中,就已经被新的技术及其媒介化所取代。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如今已经不必怀疑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生活的影响,反而将适应各类新媒体的存在视为今人一种新的文化素质。只是人们关于这个新素质的兴趣点逐渐从媒介的文化性移向了技术性,从而更加关注媒介的“技术—生活”而非“技术—文化”的世界。

2.“技术—文化”路径是发挥新媒介内在力量的保障

文化是当今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于国内,这是中华民族“富起来”之后的精神需求、价值需要,反映出人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参与热情；于国际,与互联网、新媒体革新带来的“地球村”图景密切相关,原本需要跋山涉水、跨洋过海方能捕获异域信息,如今可以在瞬间触摸中完成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当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某种思想或术语的“流行”与“泛滥”往往并行而至。“文化”一词便遭遇过这种尴尬,不少学者均指出“文化”这个概念已经超越了其有用性,不再保持所指的特性。这种批评对纠正那种“泛文化”偏向意义极大——那种“什么都是文化”的现象,往往就是打着文化的幌子制造着“假文化”“庸文化”。与“文化”一词处境类似的,则是“传播”所陷入的窘境。不仅“新闻无学”“新闻传播人才人文修养不足”等,俨然演化为人们的一种刻板印象,而且狭义的新闻专业主义、传播技术主义等,也将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带进了某种内卷化的死胡同。

与“文化”“传播”的尴尬处境类似,媒介及其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被用来讲真话,又被用来撒谎；既被用来教育人,又被用来欺骗人；既拓展头脑的扫描范围,又使头脑懒散”。从人与技术的关系角度说,“人类既是技术元素的主宰者,也是它的奴隶,我们的命运将是保持这种令人不快的双重角色”。针对新传播技术到底是“救世主”还是“恶魔”的问题,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并利用新技术的媒介功能,更要重视新媒介自身文化的建设,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它们在技术层面上的价值。电子与数字媒介不仅在信息存储、检索传递等技术上,而且在文明呈现、重构文化上,同样具有印刷媒介绝对达不到的优势。唯有立足于新媒介“技术—文化”的建设路径,方能真正发挥其内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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