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的传播:人、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形上之思(6)

1.“媒介化社会”的历史回溯与现实观照

传播行为与人类文明同步。屈原《天问》提出170余个问题,首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即思考了人类文明承传的话题。孔子一生以传播周代文化为己任,时人即视之为“木铎”。“哲学之王”亚里士多德论及文明传承时曾言:“我们的远祖们以神话的形式把他们的痕迹流传给后代。”其《修辞学》被视为西方传播研究的开山之作,建立了含说话者、说的话、阅听者、场合及效果五个传播要素的“线性模式”。不过,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百余年来,传播学自身尚在建设之中。然而传播就是文化,或者说文化就是人的传播活动,在审视人类社会、文化及其变迁上,作为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传播学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立体的视角。因为媒介为社会中的人所创造和运用,接触和运用媒介是个人与社会交往的基本方式,该方式不仅是人类文化呈现的形式,而且有关媒介的规范与标准更是“文化生存和变化的重要社会基础”,故媒介本质上是社会的媒介。

所谓“媒介化社会”,除了媒介无处不在的历史、媒介是社会媒介的性质,还包含媒介具有“反映”“改变”抑或“塑造”社会的功能。哈罗德·伊尼斯曾言:“一种新媒体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也就是说,“一个有关信息技术发展历史和发展未来的旅程”,既是人类社会创造与运用媒介及其革新的历程,也是媒介形态不断影响社会结构的过程。在口语传播时代,具有超常记忆力的人往往拥有话语权,“这就是历史上祭司之类的人为什么一定程度上控制酋长的原因”；文字及其书写的时代,因为识字、书写和表达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故而“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掌握这种技艺并成为统治者,构成一种等级性极强的线性的社会权力链”；印刷术则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趋向规模人群,为开启公共教育提供了条件；工业化社会带来了大众传播时代,报纸进入千家万户,“信息流动的加快,打破了社会的封闭状态”；电影、电视,特别是网络传播等电子媒介通过诉诸视听,改变了传统媒介使用者的身份标签,将传播带入信息共享时代,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

2.人工智能时代文化共生方式的选择

马歇尔·麦克卢汉一度预言:“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延伸是进化的延伸。进化不再是千万年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延伸,而是过去几十年那种信息环境的延伸。”当前,信息技术正由4G过渡到5G,如果说4G革新的是信息传播方式,那么5G改变的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可以说,信息技术媒介正走向人工智能化。“人工智能”关涉到“人机耦合”的话题,但已不是指“技道合一”“得心应手”之类对某种技艺熟练掌握而达到的境界,而是指向人造的机器人或植入芯片的人脑。机器人能否思考是个未知的领域,亟待科学哲学来探讨。若有意识与思维,那么没有血肉的存在,是否合乎我们熟知的人类生命的概念？植入芯片的“人脑”这个存在是“人”还是“机器”,也需要研讨。说是机器,然它又是有血肉的思想者；说他是人,然他脑神经能向电脑输送电子信号,指挥机器臂,又类似一种物理事物。

无论如何,正如古希腊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提出过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尽管翻译、写作等这些原先只有“人”才能完成的精神活动,现在可以由机器人替代,但机器是学习人类的,或者说,是人类教会机器学习人类。有论者指出,“人工智能的结构性缺陷和算法推荐的偏见决定了传播伦理无法通过纯粹的技术问题加以解决,媒介生态的平衡需要以一种人性化赋能的方式加以系统矫正,即要明确人类价值观在技术系统中的原则和尺度,让未来的媒体更安全、更道德”。虽如此,人工智能必将改变人类的生活、学习、思考的方式,影响社会结构乃至国家治理方式。这是人类面向未来,需要持续关注与思考的旅程。

3.媒介与社会耦合中的传播话语权建构

媒介与社会的耦合,很大程度来自于技术和科学这个中介。当然,“技术并不能等同于科学,技术只有被人使用时才具有现实性,而当技术被人选择和利用时,就以最为隐蔽和柔软的方式蕴藏着最为尖锐和鲜明的价值观”。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大多数新兴权力来自科学(不论是何种科学),而非来自于经典的政治过程”。有了技术科学的支撑,媒介在实现表述现实、传递信息这些基本功能的同时,能将可感世界和永恒世界联结在一起,融合成一个整体的巨大精神,有形或无形中创造着新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让自己成为文化生存与共生的场所,生产出无限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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